与俄罗斯当今最伟大的小提琴家之一伊戈尔·奥伊斯特拉赫的谈话是在一处能够俯瞰肯辛顿海德公园的花园式的阳台进行的，这是一个十分宜人的谈话环境。伊戈尔显然已不再生活在他伟大的父亲——大卫·奥伊斯特拉赫——的阴影下，但是他依然十分怀念过去的时光，比如和他父亲一起在皇家阿尔伯特大厅举行的那场使人激动的音乐会，他们一起演奏巴赫的双小提琴协奏曲；或是在大卫骄傲的指挥下，伊戈尔用他那灿烂的技巧演奏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或是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伊戈尔于2003年2月15日在伦敦的皇家节日大厅举行的英国首演50周年庆特别音乐会，音乐会上他演奏了门德尔松和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这台音乐会担任协奏的英国室内乐团由本杰明·瓦尔费什指挥。伊戈尔给人的印象是他总喜欢将自己独特的音乐演奏艺术与世界各地杰出的同行们共享，而伦敦正是他所最喜爱的能使他发挥优势的演出地点之一。他宽厚的微笑以及对我所提问题的犀利的回答使我意识到我们的对话将十分愉快地进行下去。

    比尔·纽曼（BN）：你6岁时有了第一个老师，她是瓦列里亚·梅伦布鲁姆，是吗？

    伊戈尔·奥伊斯特拉赫（IO）：她是著名的小提琴家彼得·梅伦布鲁姆的姐姐。彼得·梅伦布鲁姆在20世纪初就离开了俄国，我后来在洛杉矶举行首演音乐会的时候遇到了他，他正和雅沙·海菲兹坐在一起。虽然瓦列里亚·梅伦布鲁姆是一位很好的老师，但我得承认我从很小就一直很独立，只想创出我自己的风格来。

    我还记得在莫斯科中央音乐学校成为她正式学生后她给我上的第一堂课：维厄当的《热情幻想曲》。当我开始演奏，她显得有些吃惊，但还是很快转向钢琴伴奏，对其解释道：“他就是这么演奏的，就这样！”我的演奏也许有很多错音和不足，但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就我这年纪竟已有自己的风格了。当我12岁时，我成为了彼得·斯托利亚尔斯基的学生，他也曾教过我的父亲和内森·米尔斯坦，我和他共事了有10年。

    18时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期间，我成为了我父亲的正式学生。那时我已获得了布达佩斯小提琴比赛的头奖，但在此之前，我父亲一直很好地照顾我，尽管他什么时候都很忙，有很多的学生和音乐会要应付。在我们居住的公寓里，每天他都要听我练习并为我改正细小的缺点——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BN：那时你演奏了卡尔·利宾斯基的《军队协奏曲》，这对西方的听众来说是一部罕见的作品。

    IO：看来你对我了解的真的很多。这部作品就如同你说的那样是一场网球赛中的转折点——是我儿时的一项成就。我有些懒，起步也很慢，但是对上音乐学校一直很起劲。直到那时我才开始拼命地练习——当然那是我生涯中具有决定性的时刻。我父亲举行完一长串的旅行演奏后回家，往常我总是立刻去翻他带回来的礼物，像玩具等小玩意儿什么的。但那回，甚至他还没脱下大衣，我就说：“爸爸，我要给你演奏。”他很惊讶：“好的，我很乐意，但你不想先吃些东西吗？”“不！”我喊道，我想演奏利宾斯基。这之后，我父亲就意识到我将成为一名职业演奏家。

    BN：他对你严厉吗？

    IO：是的，很严厉——比对他的其他学生严厉多了。对他们他总是很礼貌地传达所有指导，有时还带着魅力开开玩笑，以防自己让他们不开心。但我是他的儿子，因此他就不用这样对我了。

    BN：其他演奏家们，像皮凯森和克利莫夫之间有没有友好的竞争？

    IO：有的，但他们俩不能算对手，他们是我的同事中最具才华的。

    BN：你在英国的首演于1953年，在皇家阿尔伯特大厅举行。

    IO：比我父亲还早了一年。首演音乐会上我演奏的是贝多芬和哈恰图良的协奏曲。虽然哈恰图良将这部作品题献给我父亲，而他也在作曲家的指挥下多次录制了这一作品，但这也是我为英国哥伦比亚公司（EMI）录制的第一张唱片的曲目，是由尤金·古森斯爵士指挥爱乐管弦乐团协奏。

    BN：但是你的演奏是很不同的——更加自由奔放并充满狂想性，和你父亲古典的高贵形成鲜明对比。

    IO：我不好回答这问题，因为有的报纸是说我父亲比较古典而我比较浪漫，但也有报纸观点正好相反。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因为我从1945年起才开始专注于小提琴演奏，起步比较晚。当我还在演奏利宾斯基的时候，我的同学们已经开始演奏帕格尼尼、柴可夫斯基、勃拉姆斯和贝多芬了。所以我要用惊人的速度追赶，果然在4年后获得了布达佩斯小提琴比赛的头奖，过了几年，又赢得了维尼亚夫斯基比赛。

    为了弥补延误的时间，一开始我必须拼命练习，从而使我在20岁之前获得惊人的技巧，随后再逐渐增加曲目和音色的灵活性。或许在18岁时，我演奏的技巧比现在还要好——当时我参加比赛时演奏的里姆斯基-科萨科夫《金鸡》中的“太阳的赞歌”就不差！恩斯特的练习曲以及维尼亚夫斯基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对我来说也是易如反掌。之后我又演奏了很多奏鸣曲——包括巴赫、莫扎特和贝多芬的所有奏鸣曲。

    我变得更为成熟了，总是想通过巧妙地构造分句以及改善音色的清晰度来使自己的演奏完美，但我从来没有想要使自己演奏得和我父亲一样——我不想复制谁的风格。

    BN：与别人一起合奏是艺术家演奏曲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IO：是的，我很幸运能够同卡萨尔斯一同演奏。我和我的妻子纳塔利亚·泽尔查洛娃以及卡萨尔斯在一起演奏三重奏，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伟大的熏陶，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回忆。和梅纽因一同演奏对我来说同样一种荣幸和快乐。我也很幸运能在许多伟大的指挥家的指挥下演出，他们包括克伦佩勒、卡拉扬、莱纳、索尔蒂、朱利尼，等等。直到现在我一直把能和这些伟大的同行学习视作一种幸福。

    BN：能谈谈你在各地演出或任评委时遇到过的其他艺术家吗？

    IO：我认识吉东·克莱默已有多年了。还有拉菲尔·奥列格，自从他赢得莫斯科小提琴比赛，我就对他一直很崇敬。他和我现在都是评委团的成员，不过我总是忙于演奏和教学。目前，总的来说，那些来自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具有才华的年轻演奏家很有优势，比如获得印第安纳波利斯比赛的韩国籍加拿大演奏家朱利叶塔·克兰克。还有许多！

    我在爱沙尼亚发起了一个旨在纪念我父亲的音乐节，在德国的伊瑟里翁则搞了一个以我名字命名的音乐节。但我并不亲自参与这些音乐节的组织工作。

    相反，我在奥地利时在维也纳附近的克雷姆斯参加了很多音乐会，演奏了大量的曲目。随后又和我的同行们以及我的家人——妻子和儿子——在一起演奏室内乐。我们和来自慕尼黑的出色的大提琴家迈克尔·诺塔斯合作录制了勃拉姆斯的f小调钢琴五重奏以及柴可夫斯基和拉赫玛尼诺夫的一些三重奏作品。诺塔斯对俄罗斯音乐的理解是一流的。

    BN：真正出色的演奏技巧从未停止过使我感动和惊喜，但那些居住在俄罗斯以外的器乐演奏家们是否对俄罗斯音乐的演绎有正确的理解？

    IO：不，不一定能正确地理解。不过我父亲就不那么认为，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他就会说英国演奏不了法国音乐而法国人也演奏不了英国音乐。真正伟大的天才是能够跨越国家的界线的——他们能感受到另一个国家音乐中的风格和民族特性。

    当我在德国演奏贝多芬和勃拉姆斯，而在法国演奏拉威尔和圣桑时，我总是不断在尝试——我不知我成功了多少。我希望那里的听众是接受我的。当我在伦敦演奏埃尔加的协奏曲时效果非常好，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音乐。当然，若是首演，那就是完全另一回事儿了，因为还没有所谓的传统。从另一方面来说，音乐演奏的确是有传统的，这是很难回避的一个问题。就埃尔加的协奏曲而言，便有很多的录音，其中包括15岁的梅纽因的录音，还有海菲兹和桑蒙斯的录音，它们都是很出色的，但演奏风格却是完全不同！你知道，我父亲只演奏过一次埃尔加的这部协奏曲，那是在1946年时的由5套曲目组成的一系列音乐会上，当时他还演奏了莫扎特、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和柴可夫斯基的协奏曲。正是在那年的夏天的几个月里，他才开始学习演奏埃尔加、西贝柳斯和沃尔顿的协奏曲。他的演奏很成功，之后还收到了一封沃尔顿的来信，赞扬他的演绎很出色！

    BN：有那么一位天才的父亲，你能和一些伟大的俄罗斯作曲家会面并与他们合作就不足为奇了。

    IO：我曾经和肖斯塔科维奇共事过。当谱写他的第二协奏曲时，他正在一个诊所住院，该曲在正式首演之前在莫斯科的一个小地方曾小规模地演奏过一次。我父亲首演了这部协奏曲，而肖斯塔科维奇其它所有为小提琴而写的作品也都是为我父亲而作的。我给肖斯塔科维奇带去一盘磁带，然后他通过电话和我父亲探讨有关那个演奏中速度和平衡上的问题，我估计首演音乐会上肖斯塔科维奇并不在场。而在首演仅仅3、4个月后，我也演奏了这部协奏曲。

    肖斯塔科维奇参加了我所有的排练，还对乐队的音响进行了一些改正。在我父亲演奏了他的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之后，我和我的妻子也开始演奏这部作品，因此再次和肖斯塔科维奇取得了联系。他对我进行了指导，于是我们变得很熟。我也曾见过普罗科菲耶夫，当他写作f小调奏鸣曲时，曾邀请我父亲到他的别墅为他试奏，那时我才14岁。当我还是学生时，卡巴列夫斯基也将他的协奏曲让我演奏，我在他的指挥下多次演奏了这部作品，他指挥得可真快！到目前我已演奏了58部协奏曲，赫连尼科夫将三首为小提琴和钢琴而作的优美小品题献给我——它们十分难演奏！

    一些协奏曲的删节版本有时会引发一些问题——比如利奥波德·奥尔版的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的末乐章。当然这个版本我演奏了有14年，它在俄国很流行，在一场于汉诺威举行的由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的音乐会上我也使用了这个版本。那次，乐团原本计划在6点到达以进行一个短小的排练，音乐会将于8点开始。然而不走运的是乐团到时已是7点了，于是只有15分钟的排练时间，而其中14分钟我们都在讨论有关删节的问题。这很可惜，因为我更乐意与这样一位伟大的音乐家谈论其他一些更具音乐性的问题，比如在一些段落，奥尔版的处理更具有铿锵的效果，但当时的乐谱却用原版的小节将它们替代了。

    我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简短地说：“大师，我习惯于演奏奥尔版，希望你不要介意。”卡拉扬答道：“你随便演奏哪个版本都可以，但请记住，小节必须对应。”那场演出后，我便决定不再演奏删节的版本，而是演奏原版。

    BN：商业录音也有其利弊。

    IO：我喜欢录音，但你得时刻使自己保持集中状态。我们这样的现场演奏家有个习惯，就是并非在任何时间都能集中精力。我在7点半能演奏的很好，再晚一些就不行了，9点半就太晚了，你要知道！和作曲家、作家和画家相比我们是很不同的——他们在没有兴致的时候同样能很集中，不管是两小时后，或是在半夜里，或是明天，甚至下星期，他们都行！

    但录音制作人和录音师就要说了：“抱歉，我们得换麦克风，因为有点噪音。”或是突然有人误闯录音大厅，或是我在演奏，结果什么都没录下来。要人工地恢复激情和饱满的精神需要考虑很多很多。也许也是因为我累了，或变懒了，不愿意再乘洲际班机，所以我依然在录音，最近我指挥了理查·施特劳斯的《唐璜》（很难！）和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但若能做短途旅行演出或主要在欧洲演出，我还是很乐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