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仰乐队：永远在路上

 来源：《新阅》杂志第六期

关于乐队：“痛仰”（痛苦的信仰），多年来，他们以自己的音乐和对待音乐的执着态度在地下音乐圈里受到广泛称道。“痛仰”是今天最能代表中国硬核音乐水准的乐队，在硬核说唱的基础上广泛融合了金属、硬摇滚及一些中国民间音乐元素。他们不是投机取巧的政治刺头，“痛仰”更多代表的是被强大社会意识和社会问题所折磨、质问，却始终不甘沉默的青年一代的声音。蛰伏于地下音乐圈十年之后，他们已经拥有了非常稳定的听众和市场，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并作为中国新青年文化潮流的代言人物，吸引了诸多主流媒体的聚焦报道。

田禾：你们理想中的‘在路上’是什么样的？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是对时代的、精神的或理想的东西失望了？

高虎（痛仰主唱）：理想的在路上就是让所有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摇滚音乐。至于是不是对时代的、精神的或理想的东西失望了，我想我们只是喜欢以现场的方式去与大家交流，因为摇滚乐最直接的方式是与生命和激情联系在一起的，它本身也是一个理想。

田禾：现在的主流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个人意识的一种抹杀或者覆盖，你们平时接触这种主流文化多吗?

高虎：每天都在接触，惜惜相关。包括你在这屋里虽然没有电视看，但你在外边无时无刻不在接触我们国家的那种所谓的流行音乐。只是它们不会影响我们，除了激励我们做出更好的音乐外。

田禾：你们平时创作最基本的意识来源于哪里？又是怎样在创作过程中将每个乐手的个体意识融入这个整体的？

高虎：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不想生活太单调了，应该也有喜怒哀乐，有愤怒。

在创作过程中，我们每个人之间主要是沟通，加上我们都不是很专制和独裁的，所以很简单的能解决创作中每个人的想法。我们都很民主，呵。

田禾：专辑是自已录的？从商业上说来有盈利没？

高虎：对，所有的储备，制作，后期全部是我们自已去找人，自已参与完成。

从商业上来讲我们当然希望盈利，但现在还在投入的阶段。

田禾：回到音乐本身，你们现在所表达的东西有什么变化？

高虎：我觉得回归到音乐本身，更多的是有旋律，有血有肉，回到了人文本身，回到了自已。会让人听到新的‘痛苦的信仰’。全部的东西就是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东西。

田禾：你们都是生于70的这一代人，红旗下的蛋，但现在喜欢你们乐队的绝大部分可能是生于80的这一代人，觉得和他们交流有什么代沟吗？对这一代年青人怎么看？

高虎：我们内心一直比较年轻，26、7岁吧呵。与他们相比，我们兄弟姐妹们多一些。而他们很自私，很冷漠。也许是他们表面更直接更单纯一些吧，他们只想到自已，很少去为社会、为其它人、为朋友和父母去做一些什么。他们总是在抱怨，抱怨这个社会和生存环境，我刚开始还挺愿意听他们倾诉，但后来我真烦透了。

田禾：能给我们说说你们现在的生活状态吗？现在还在霍营是吧，那里的情景大致是什么样的，好像很多人把那里美化成一个波希米亚的世界。

高虎：生活状态就是平时看书，听歌，运动，排练，演出等等，无聊的时间很少，甚至总感觉时间不够用，在二十岁之前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我们乐队现在还住在霍营。它面积比原来的‘树村’大好几倍，乐队和人数都多了很多，但是没有了以前那种朝气，也就是有了数量没了质量。那里房租便宜，方便乐手寄生和排练，另外相对于以前的‘树村’，霍营交通方便一些，平时乐队之间的交流也很多，我家就是一个聚点，因为我喜欢交朋友。

田禾：现在你们所有的乐手除了做乐队外还有其它的工作吗？平时的生活来源呢？

高虎：教教学生吧，但其实也不多，包括现我们现在演出也不可能教学生。平时生活来源靠演出、出出唱片之类的，还有就是家人和一些朋友给出了很大的支助。

田禾：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做乐队是非常困难的，但你们从组队一直到现在，不管是乐手还是其它方面，都是比较坚持自已或是比较稳定的。并且你们的演出状态一直让人非常的羡慕，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并且你们认为在中国做乐队最大的困难来自于哪里？

高虎：稳定也谈不上，就像我们鼓手也换了好几个。

对于做乐队最大的困难，我不希望把我内心这些积压的东西摆出来，夸大。我只是希望更多的人去真正的关心扶持中国摇滚乐，理解我们。其实困难是很多的，但我们内心一直是很积极很乐观的，前面无数的困难我们都走过了，已经没有任何困难能阻击我们前进。

田禾：为了摇滚，你们经历过的最大的背叛是什么？

高虎：亲情、友情、爱情就像我们身体里的筋脉一样，每一根都不可能断缺。说心里话，对于亲情我觉得我很愧疚，这么多年，我一直没给家里尽过什么孝心，至少行动上是没有。所以说背叛嘛，一直埋藏在我们的心里面。

田禾：从你们的作品中可以体会到，从某方面来说是一支对政治比较敏感的乐队，在很多地方都表现出了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批判。这是你们的一种使命感？那你们要反抗的究意是什么？这种反抗意识是来自于哪里？

高虎：如果说有使命感，那我觉得我是天平座的人，这是天生的。我希望这个社会更公平更公正一些，更自由一些。但我想我们的作品你也没听到全部，同样有表达亲情爱情友情的作品，尤其是我们的新歌。社会是我表达的一部分，但不是我的全部。

田禾：你们所能想到的个体自由指什么？又怎样去抛弃形式上的表象去追求内在的本质？

高虎：我们选择摇滚乐就是因为它更自由。我相信‘痛苦的信仰’也不会单单的被几个名词所限定，自由是无度的。

田禾：你们有宗教信仰吗？

高虎：我们没有任何的宗教方面的信仰。我觉得我可能跟某些佛缘是天生的，我到现在不吃猪肉羊肉，其它的肉有条件地接受一些。我只信仰我内心里的直觉。

田禾：能聊聊现在的教育吗？

高虎：我觉得真的能打开我们头脑的教育发展非常缓慢，就像他妈的中国足球、中国摇滚乐一样。中国的教育只是扫除了更多的文盲，让人认了些字。但是并没有教会他们独立思考，独立表达，独立生活的能力。很多人甚至不明白他们自已所做的是那样的狭隘。教育嘛我觉得它最重要的是教我们用自已的头脑去思考，如果说只是教我们学会了某一件事，那没有意义。为什么中国无数的人他们通过电视、杂志、媒体等去了解音乐，而不去通过自身的头脑，自已的主观去获取呢，这就是教育的失败之处。

田禾：如果非要你们只去关注社会的某一个方面，你们会关注哪个？

高虎：首先我们不会只关注社会的某一面。但如果真要这样，我希望是健康快乐，发自内心的快乐、直诚。

田禾：在做乐队这个过程中，会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吗？比如来自自身的一种麻木性和某些方面的欠缺。

高虎：有，而且以前这种危机感对我来说还很严重。

田禾：你们最喜欢的艺术家是谁？在你们的成长经历中哪些东西影响你们最深？

高虎：美国垮掉一代，这一拨人嬉皮式的生活方式对我的触动最大。音乐方面就更多了，比如红辣椒（redhot chili peppers）、愤怒机器（Rage Against The Machine）等等。

田禾：很多人在说到乐队时喜欢用‘地上’和‘地下’两个概念去划分，我知道那只是一种状态层面的划分。那你们觉得什么叫地下乐队？

高虎：在我心里面没有‘地下’‘地上’这种划分。如果说非要划分，那么‘地下’的就更原始，更积极，更主动一些。其实纯从音乐形式，我觉得划分这一块非常的困难，从好几年前，我就特别反对这种划分。但慢慢的心里面还是有了一种蒙胧的概念，认为‘地上’就是商业音乐，‘地下’就是非商业，我觉得这种定义很不准确。不要去搞某种对立，非要分个南北派，金属朋克，毫无意义。如果我们自已都不联合起来的话，那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盘散沙。

田禾：这次巡演完了有什么大的打算或计划？

高虎：想去做一本巡演地图，以书的形式做出来，能让更多的乐队在路上。也许我比较理想化，但我真的希望通过我们自身的经验去给别人一些帮助，然后我们会真正的成立自已的文化公司，在有限度的情况下让更多的人受益。

田禾：在商业与艺术之间，怎么做到去平衡？它对你们的创作态度有很大的影响么？

高虎：在摇滚乐的商业时代远远还没有到来之前，我们先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让我们的演出高质量的去完成。

田禾：现在中国摇滚的现状在你们眼中是什么样的？最怀念哪个时代。

高虎：也许通过杂志可以看到中国这里也有演出那里也有演出，其实一年只有几场，少得可怜。而且演出的质量非常差，这种质的飞跃非常缓慢。很多地方并没有举办演出的经验，全凭一种热情在支持演出。但举办摇滚乐演出不能光靠热情，只有质量才能保证摇滚乐的一种良性循环，这样才能让人接受。

现在的摇滚乐还是非常狭隘的，局限在小圈子里。摇滚乐不但有生命、精神上的东西，同样它还有娱乐上的东西，让人去宣泄。如果中国摇滚乐还不如二人转等，那我觉得太悲哀了。

而且摇滚乐近二十年来已经萎缩了很多的土壤。就像我们要去的合肥，那还是一个省会城市，但这么多年我们是第一支去那里的北京乐队。摇滚乐的现状已经被沙漠化了。

但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给沙漠送去一点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