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振聋发聩的《一无所有》开始，有“中国摇滚第一人”之称的崔健一直是中国音乐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时隔7年，崔健终于又要出新专辑了，名字叫《给你一点颜色》，完全是他自己在家里录制完成的。

    音乐只有两种

　　记者：从1998年到现在，你这张专辑做得够久了！

　　崔健：这张专辑其实去年就已经完成了，其中很多作品甚至是1999年之前写的。

　　记：这张专辑和以前几张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什么？

　　崔：更多元化、更独立、更整体。我现在听一种类型的音乐最多一次性听三首，再多就受不了。我这张专辑有三种颜色———红色、蓝色、黄色，红色代表摇滚精神，蓝色代表智慧，而黄色代表肉体、感情，但用一条线穿起来了。我这张专辑有流行的、摇滚的、电子的和HIP-HOP的等。这么多元化，感觉不像一个人做的，我也没听过这样的专辑。

　　记：这种不像一个人做的感觉，是因为创作时间太长，每一阶段思考的东西不一样吗？

　　崔：不是，我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状态，而且我认为我什么样的音乐都可以创作，我觉得音乐只有两种：好音乐和坏音乐。

　　记：从第一张到第五张，你专辑中有没有一种东西是贯穿始终的？

　　崔：我觉得要有的话肯定是一种精神上的东西。与其说是坚持，还不如说我没有必要完全去改变。

　　在家录专辑好像玩电子游戏

　　记：你从上张专辑开始尝试家庭制作，这张《给你一点颜色》也是吧？

　　崔：对我自己而言，我最强调的是坚持独立创作，这体现在家庭制作，包括录音上。虽然我知道我在录音上犯了很多错误，而且客观上我也不赞同大家都按照这样的方法去做，但我完成了曾经认为不能自己干完的事，我很有成就感。

　　记：艺术很感性，家庭制作又相对理性，你是如何把二者结合起来的？

　　崔：其实工程师也有很大的创造性，你喜欢，兴趣就来了。这几年我没玩电子游戏了，但这些电子音乐设备让我又有了玩电子游戏的感觉。孩子在家时，她在那边房间睡觉，我在这边工作室工作，是非常舒服的感觉。实际上我经常能在家里呆得住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被这些设备所吸引。

　　记：这次在制作上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有没有什么突破性的？

　　崔：这个我不敢说，只能说是结合性的。把本土的东西、现在的电子音乐、现在的流行音乐相结合，把电子的音色和中国当下的情感相结合。音色上也有些变化，有些人可能不喜欢，因为掺杂了一些中国传统的东西，一些玩时髦的人可能会觉得不时髦，实际上这是我的一个意图，我要的是一种张力。

　　每个人都是“城市船夫”

　　记：说说专辑中的歌曲吧，第一首歌《城市船夫》里有民歌醉八仙，容易让人想到当年的《一无所有》，那里面也是这种纯粹的民间音乐，但它在新专辑中有一种突兀感，为什么这样安排？

　　崔：我的专辑里面充满了城市和农村的比较，如《城市船夫》、《小城故事》。我觉得《城市船夫》就像是专辑的一个很好的序，因为没有太多内容，没有太多指向性，只不过开场比较长而已。我朋友听过《城市船夫》这首歌，他的评价是在理性的框架里面可以撒野。

　　记：从《蓝色骨头》开始才进入到主题的？

　　崔：对，它可以算是专辑的主题曲。做电子音乐不是我的全部风格，我只是以电子音乐的技术做音乐的基础，但也并不都是传统音乐的声音，还有非乐器的声音，包括车的声音、城市各种喧嚣的噪音等，城市生活状态和农村不是一样的，生活状态是非常机械性的，同时还有一个灵魂的呼声，并不是一个单纯船夫的声音。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城市船夫”，面对命运都得试试逆水推舟，都得忍耐，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

　　从不做悲观的死亡金属摇滚

　　记：一直以来，有不少人评论你的作品，其实都不是乐评，实际上是词评，为什么会这样？

　　崔：我在音乐上花费的时间要比歌词上花费的多得多，我不是看书的人，大部分时间都扎在音乐里面。我写歌词，更多的是使之更音乐化一些，让它更好听，而作曲时我一个音就可以改一两个小时。

　　记：你创作时是音乐先出来，还是词先出来？

　　崔：通常音乐先出来，音乐让我冲动以后，我才有感觉写词。

　　记：从《一无所有》到现在，你的音乐一直非常乐观，是天性如此吗？

　　崔：这是音乐给我的，如果我不是做音乐的，而是专门写词的，我早就趴下了。音乐本身是非常快乐的，我从不做那种悲观性的死亡金属摇滚。

　　记：上张专辑《无能的力量》中纠缠有许多有关欲望、恐惧以及矛盾没有解开的东西，而这张专辑好像突然清澈了，是不是你的生活状态变了？

　　崔：其实没什么变化，严格说生活状态是一样的，只不过头发掉多了点，孩子长大了，就是这个区别。音乐和房子没变，这两张专辑都是在同一间屋子里做的。

　　记：现在再听的话，这张新专辑有没有什么遗憾？

　　崔：可能歌太长了些。我的专辑是大杂烩，任何一种情绪都不能太长的。